参与式保障体系PGS网络建设与社会农业的本土创新之路中樟树
2022-08-27 02:21:50 思茅农业网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网络建设与社会农业的本土创新之路（中）
11月19-21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CSA)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生态农业实践先锋、学者与国内众多的开拓者们将一起探讨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乡村建设和参与式保障、CSA生产经营等议题，寻求城乡关系重建、市民与耕者平等之道。
主题为互联网 农业的分论坛于20日下午召开，此分论坛由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主持，诚食(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好农场CEO程存旺等到场参加。
以下为会场实录：
张兰英：其实在这么长时间推动过程中，可能大家都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也在思考，现在我们请的周海燕做了很多的实践，对难点和热点也有探讨，欢迎周海燕老师给我们分析。
周海燕：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下关于参与式保障机制，PGS在咱们中国的实践当中的，目前面对的一些难点，和我们大家要想办法，我们要头脑风暴一下，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看看我们有些什么新的创新的方式。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跟国外和国际上的问题不一样。
按理应该是大概介绍一下关于PGS的整个概念。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在做资料当中就没有放入具体的概念介绍这部分，之前常天乐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PGS的整个的理念和特性，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些初步接触这个概念的，再看到它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陌生。
花一分钟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叫参与式保障体系研究是，是2013年2月份成立的，是由一群关注生态农业环保的专家学者、媒体、企业人，以及相关的社会人士共同发起的民间的公益机构。我们主要的宗旨就是来探索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就是PGS在中国条件下的实现之路。主要我们的农村内容，大概就是右下角这几个方面。首先当然我们作为PGS研究会，关于PGS这件事情，当然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重中之重。首先就是研究或者宣传，也参与一些建设和推广，参与式保障体系。制定相关工作规范是这么来的，有一些小的合作社或者农场，一开始很茫然，不知道从何做起，希望有一些做模板式的工作规范，我们就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规范，通过做不同类型的试点，去摸索一下中国的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具体的规律。除了PGS相关的工作之外，我们还会进行一些关于生态农业和环保的知识和技术的普及、交流推广，组织活动，和生产者、消费者相关的工作。
我们这两年做了四个PGS的试点，这四个试点你可以看到写了很大的字，主要是探讨在这四个类型的PGS，在它的这种建设多种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探索一些相关的方法。
第一，河北隆化的综合农协的PGS的项目，这个负责人胡心杰也在后面。
第二，上海的圣甲虫生态的市集。
第三，辽宁的民生生态公社的PGS项目，它的核心是有这种销售有机产品的公司，来作为一个骨干的核心发起项目。
第四，北京通州生态农业PGS项目，这是几个小的，应该说咱们现在比较熟的一个词，叫新农人，就是城里的消费者到农村去包地，做的这种有机的小农场。他们几个农场主合起来要做这样的项目。
当然实话实说，我是比较直白的，这四个项目应该说到后期做下来都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在可持续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就是围绕着我今天的主题，咱们中国的PGS实践当中的难点。
另外还有这些是我们现在正在支持和参与的一些，由其他的组织或者说还有正在准备当中的PGS的项目。
第一，农禾众信，是农民合作的组织，他们也准备推出这样的一个，在他整个的合作社的会员当中做这样的一个农禾众信的准PGS的体系。为什么说准PGS呢?因为这里面的产品，生产者真正能做到达到完全有机标准的质量比较少，更多的会引入这样的体系去运作，未来推动更多的农民合作社的生产向有机的生产方面去发展。
第二，也是一个农场，是一个叫大连向日葵PGS。这个农场也稍微的跟前面那几个试点的类型又不太一样。这个农场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当地的政府希望他们在农产品，尤其是生态的农产品的质量保障方面探索出一条道路来。虽然他是由一个农场发起的，那么他未来会结合其他的这种生产者，包括当地的农民，有可能还会成立相当于合作社，从明年开始会做一些相关的制度建设的工作，如果他能够有一定的成功的话，他会在当地有一个推广。
第三，乡村建设PGS，就是咱们的张兰英老师，人民大学这边乡建的团队要搞的PGS的项目，也是一个全国的PGS项目。在整个的咱们全国的乡村建设的团队，以这个团队为骨干做的相关PGS项目。
第四，合肥新农人农夫市集的PGS，负责人周波也在这儿。这个合肥的农夫市集，现在应该是有50多个生产者来参与，所以应该说规模也是蛮大的。就是说从明年他们也会准备逐渐的建设这样一个，从制度建设开始一步一步去建设这样一个PGS。
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些年，前面我们说了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还有我们参与的项目，其实还有很多我个人可能直接会作为顾问，参与的项目没有往上写。接触了很多相关PGS的努力，也发现了在PGS的建设当中，尤其是在中国的建设当中，确实存在着很多难点。
首先，作为PGS来说，咱们顾名思义，叫参与式保障体系，我经常跟人家说，这整个这个词可以分为三段，参与式、保障、体系，现在可能大更多的朋友听到这个，都把这个重心放在参与上面。大家确实是更多的放在参与上面，但是从后面的保障，尤其是最后一个词，就是体系这个角度，从体系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朋友，在这方面可能把这个难度估计的不足，那么就是说因为作为你要形成一个体系来说，那么说实在的，就是说他是需要有一套标准的，有一套管理制度的，然后有一个团队去执行这样一套制度的，并且有相关的文档的维护，说白了它是一个天长日久的循环工作。不仅仅是说咱们让消费者更多的到咱们农场来看看，吃吃玩玩，这样可能更多符合我们CSA的理念，符合城乡交流、互相支持的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保障体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理解PGS它是一个体系，所以它对于组织化这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它实施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准备开始进行PGS实践，或者说有这个计划或者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对这方面有足够的预期，有一个思想准备。
主要有这四个方面：
第一，PGS跟CSA有很大的区别，PGS它一般来说这个组织当中是要有多各生产者的。这跟CSA不太一样在于，CSA更多的是一个农场和你相关的消费者形成的关系。我们这个PGS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要有多个生产者参与的组织。一涉及到多个，就都会牵扯到协调合作的问题。所以大家我们在实践当中，就会体会到你协调这个生产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早期我是作为消费者参与或者志愿者参与过天乐他们市集的相关的制度、标准的建设工作。我是亲眼目睹过他们生产者关于标准方面发生争执，因为生产者生产的技术水平不一样，那么高的希望高一点，低的希望低一点，所以这个协调的工作很重要。作为组织者怎么去协调好各方的利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目前在国内咱们的PGS实践，其实大部分还是一种处于单个生产者，还是一种CSA加上一些质量检查方面内容的阶段，离真正的PGS还有一段的距离。
第二，刚才说了，因为PGS是一个体系，是一定要有相关的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就是说这个团队是需要有相关的有机的基本知识的。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问题，我们确实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具体就不说是哪里了。有一些朋友找到我，说我们想做PGS，我就跟他谈到关于标准，然后他问我，有机标准是什么?我说你没有看过吗?所以他要做有机生产或者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少的现象，有很多人他甚至于没有看一遍有机的标准。所以这块需要相关的技术储备了技术支持，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这个大家要准备。
第三，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管理团队。刚才说了这些规则你要去检查农场，或者说叫拜访也好，什么也好，有相关的检查的结果、表格，这些数据需要文档维护，然后下一步怎么去评定它是否合格等等，跟消费者交流。这都是需要有一个专职人员做的。作为生产者本身，可能很大的精力要放在生产上，完全说让生产者去做这个，可能也存在一些困难，我们当时碰到有些地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下面一条，如何让参与各方分担管理成本，虽然经济成本比第三方认证低很多，不需要交钱，但是这些活是需要人做的。包括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还有不同的参与PGS的各个生产者之间怎么分摊管理成本，这个是需要大家考虑的。
第四，关于文档维护这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需要各方，尤其是农民朋友去理解文档维护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我们也接触到很多的生产者，他就会觉得做文档这些事情都是虚的，没有意义。我们按要求就这么做了，我就勉为其难，我做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用，我就在地里好好干。所以其实这块需要大家深入的去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要去维护好这样的一套文档的意义。如果说大家不能在认识上统一到这块的话，这个工作也很难继续下去，或者有时候就是平常不做，然后到时候给你赶出来。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主要的难点涉及到的几条。
第一，目前整个社会来说对有机概念的认知度不高，很多时候消费者搞不清楚有机是什么东西，跟绿色无公害有什么区别和关系，是不是有机的东西就是安全的?很少人会认识到它跟环保之间的关系。
第二，从业者对有机标准了解不足。
第三，生产者的水平差距造成标准选择上的困难。
第四，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家要意识到PGS，我们做这套保障体系不是为保障而保障，我们保障完了以后最后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要帮助这些有机生产者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利润，实现他们的收入，这是关键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的试点，上海的农夫市集是存在问题，市集不干了，变成转为做微信群的销售方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市集上他的销售能力不行的，他的销售能力不行的话，生产者就会没有太多的参与的热情，如果说他实现不了太多的销售，再让他做标准的管理就更没有热情了，所以我们要做PGS的话，最终还是要保证他相关的销售能力。
第五，消费者，因为PGS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来说参与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因为要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这个我们也要考虑。当然一方面是要求消费者的理念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考虑怎么样补充，让消费者的成本有所覆盖。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合作经审核契约精神有待培养，一个是我前面说的，因为各方，比如说前面有关的，各方水平不一样，会有利益上的争议。还有契约精神，我们也碰到过，大家一起制定的规则，当他实践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他自己出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选择不愿意遵守。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没有做实践的时候可能都没想到，想的是这并不是外界加给你的制度，是给你自己参与制定的制度。但当他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选择去回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PGS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和工具，但是我们怎么去在中国能做好它，其实前面说了，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可能我们就要基于中国具体的国情，对于它的发展有一些方向上的创新和探讨。这里我想到了一些点，希望大家都开动脑筋，多去做创新的探索。
发展PGS首先的基础就是要普及有机的理念，我们不能把它仅仅局限于就是食品安全，我吃了这个有机的就是安全的，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到有机的概念最初是怎么样来的，我们对于环境、对于地球、对于整个生态圈的关怀的角度去考虑。需要培育一定的消费者组织，因为有消费者组织化的参与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在消费者成本上面有覆盖，另外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深度参与问题。
第二，我感觉到需要很大的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包括像天乐的这种市集也好，包括今天的两个案例，包括李管奇的案例，还有魏长的案例，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关的社会组织在里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完全让生产者，尤其是小农去自发的形成PGS的话，不能说不可能，但难度比较大。如果在其中有一些社会组织能起到骨干作用的话，可能就更容易来推进建设PGS。
第三，另外渠道和电商平台的作用，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渠道或者点上平台找到我。他们也想来做PGS，他们作为平台的角度，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角色，他们是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而且是组织性的，是不是有可能让他们发挥一些PGS的核心，或者发起人的作用。
第四，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从大连和其他的案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地方，有一些基层的政府部门对这个概念，包括我今年去湖北召开的全国有机农业大会的话，也是有些地方政府的人员跟我联系过。他们觉得参与保障体系这个概念很好，他说这样的话能够建立这种收费的信任，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的方法。我们看看这个能有什么样的方法更多的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还有就是跟第三方认证的结合，我觉得首先从我们的概念上来说，PGS跟第三方认证不是对立的。原本是互补的概念，但是现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由于我们面临很大的信任问题，除了小农以外企业也需要，虽然他做了第三方认证，他也会有做参与式保障体系的需求，是不是我们可以拓展一下思路，看看有没有创新的方式。因为时间有限，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兰英：谢谢周老师，一针见血的把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都提出来，非常感谢。接下来就是我们请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联合发起人蒋亦凡，来和我们探讨他的思考。有请强调PGS其实是地方社群的参与，大家欢迎他。
蒋亦凡：这次的CSA其实有三个PGS论坛，一个是英文的，两个中文的。大家都发现了PGS让有机农业变的更包容的特点。我的题目是PGS根基去地方社群的参与，听上去似乎这是个大的逻辑，是一句没有营养的真相，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一些PGS不是把地方社群的参与当做PGS根基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农夫市集，首先我们做CSA过程当中，越来越发现我们有使用更好的制度性的手段和技术性的手段加强我们的管理，通过开放透明，让公众对我们的产品更加信赖，这样的愿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越来越发现，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市场的问题，也包括了思想的问题。对我们想推动的可持续的CSA的模式，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主流的，大规模的农业。其实我们的对手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要开展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市场开拓，也包括思想工作，我们要进行更好的倡导，我们要追求的是范式的转型。
进入说最近蒋高明被新京报的记者给黑了，其实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他们被那些记者们，并不了解这场运动的人，他们要黑这场运动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具体的技术的细节，对质量的品质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而是他们根本上就不同意你这种发展观，他们崇尚的是发展主义的，市场至上主义的发展观，所以不是思想的较量，不是技术的较量。
所以我们北京农夫市集去年开始就做了PGS的工作，今年我们又在乐施会的资助下面开展了调研，我们给很多地区的农民们调研，如果中国为了我们的CSA社区支持农业运动更蓬勃的发展，需要有这种技术性的基础设施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因为中间很多，他们有哪些差异性，各自的需求又是怎么样的，他的潜力和局限、瓶颈又在哪些地方，我们就希望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大的画面。我们希望这个调研的成果会是一个PGS的一份调研报告，可一个和供大家参考的工具包，不是说给到你手里照搬就可以了，是一个基线的，里面很多东西是尽量的容纳各地的不同的状况，你各地的人可以根据里面的信息来修改，来符合本地的条件。
六月份开始我密集的出差，去了西安、南宁、贵州、柳州、深圳、成都等。我们和西安合作的对象，会和当地的平台合作，把PGS的工作方法和理念讲一下，来参与的人是平台的运作者，也包括参与平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每到一个地方其实当地的同仁们都表达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其实都是让我们看来非常觉得振奋的工作，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新奇的反馈。有些地方在工作坊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已经建立了他们PGS的工作的方法。我们前天是直接从成都出差直接到这里来了，所以我的PPT也没有那么漂亮。成都是一个非常蓬勃的状态，他们有好几家NGO，有好几家合作社的平台。
我们接触到的有多种的CSA的角色，比如农夫市集，西安或者南宁的。短链销售平台，还有NGO的，多地的PCD，还有广西的中科院领导的机构的NGO和研究机构，还包括很多的消费者有非常热情和活跃的购买团体和组织，还有合作社、农户组织，还有无组织的中小农户。
算不上是结论，但是有这样的观感。各地的CSA社区对PGS的关注非常高，建立PGS的愿望强烈。他们都非常需要有更好的质量保障手段，明确的质量标准，更好的技术和物资资源来推动CSA的工作。CSA销售平台和渠道发展差异很大，有些地方的农夫市集其实是在比较困难的经营状况下，有些地方的消费者团体已经有非常大的销售能力了，而且覆盖的网络也很大，成员也非常多，而且除了做他们的农产品的销售以外，还会做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动，像这个消费合作社已经可以把他们和日本的案例相提并论了。
生产者，部分平台上的生产者规模差距非常大，在地理上面有分散，难以建立共同的愿景并开展联合。所以我们不加区分的讲小农，我的工作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今天上午叶老师也讲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大力的支持返乡青年的时候，真正的本地小农可能会被遗忘。其实我们发现如果意识到我们要做一套真正有利于小农的，让他们能够做生态农业的认证质量保障体系的话，不能放弃在山区耕种两三亩的小农民，不仅是服务于返乡青年，这种小生意人的认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CSA平台上面的生产者，有非常非常小的农民，也包括养殖2万只鸡的农户，他们的共同点可能都不是特别大的生产者，他们之间利益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是非常难以形成共同的愿景的。另外一方面特别强调CSA要有本地的团体，本地的团体建立了以后才有可能进行日常的监督和共同学习，知识营造等等，有些地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他们的生产者之间相距太远。
NGO的工作其实在各地产生了一些小农的组织，比如说成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可以是非常坚定的合作社，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在广州也有一家社工群体，他们也在做生态的食品加工和种养。但是有一些问题，NGO工作基础下面的产生的部分小农组织的CSA销售渠道单一，自身市场拓展能力非常弱。比如说一些小农组织他们刚开始成立的愿望是参与选种，但是他们长期依赖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其他的渠道了。原来的销售渠道合作垮掉了以后，他们完全就是茫然的状态，然后那些人就跑掉了，去城市打工了，这是非常遗憾的。这就说明他们的市场开拓能力非常弱，这些合作社的模式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种养工作本身的，缺乏自己关于社群的成长和活动，比如说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等等。他们平时的活动非常单一，组织非常松散。
小农做生态种植的收益有限，对接市场能力弱。一些在贵州、广西山区的土地面积小，农场的收益不大，他们种的又是常规的农产品，没有涉及到加工，更谈不上包装和市场营销。所以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对生态农业非常感兴趣，非常坚定，包括对于选育传统品种的热情，对农业可持续性的热情非常高，但是他们种不出非常好的产品来，这也是他们的问题。
里这面有不同的角色，这里面前三者是属于平台性质的，后者是社群，农夫市集因为会让生产者们经常的见面，消费者见面，销售平台往往比较局限，即便他带着非常好的做CSA的热情，但是他们不会经常在一起商量，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所以像这种平台来做PGS往往会有一些问题，他并没有社团活动在那里开展，往往是社团本身的活动在那里，但是基层本地的参与是不够的。比如说沃土工坊已经建立了PGS的模式，做得非常热心。但是他也意识到生产者分散在全国各地，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较遥远，所以不可能来做更多的PGS的工作。但只有当CSA这样一种社群，另外一种翻译就是社群支持农业，它得到发展的时候，PGS才是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以他们之间有本质的共同性，他们都是具有这样的社群关系的。程度的绿心田，他们用消费合作的模式，这完全不是商业的，也不分成。这是成都的生态农业的，同时又以生产者的身份和城里的消费者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购买团体，也是非常活跃的社团性的纽带。程度还有一家消费者共同购买团体，叫做爱生活。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的共同购买是基于社区教育的，他们开始没打算做。但是他们通过各种的社区教育的活动，发现自己真的是向往更好的生活，在这同时也做共同购买，所以这是非常好玩的团体。以至于政府的项目有时候搞不定的时候，会把他们搬出来做志愿者工作。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组织的仙娘溪村的乐明村加工小组，他们村里以前留下来的青梅树有很多的价值，他们摘下来做加工，做梅子酒，还有梅精，可以卖到180多块块钱，他们现在发现市场上有人模仿他了，他们开始探讨最好有PGS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做PGS的基础。
还有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了五年了，他们刚开始一直就没有说农夫市集是谁的，因为他是一群志愿者和消费者在那边一起出力的，现在虽然注册了，但没有说是工作人员的，也没有股东，而是说是不同人的农夫市集。在追求农夫市集公共性的时候，发现农夫市集是实现PGS非常好的工具，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大家扫二维码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农夫市集是怎么一路走来，来实现PGS的。
这是一个巴西的PGS的机构，架构的例子。我为什么要把这种图要展现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PGS非常强调在地的组织，在地的社团。如果你没有在地的社团的话PGS是抓空的。比如说这是一个南部的省的PGS协会，这些都是协会。协会到了这边的话还有更下一级的协会，下级的协会里面有最基层的农户小组，每个小组里面有七八户的农户先生，必须最下面是农民和农户，然后是地方协会，然后再到全国的，根基是在下面的，所以大家看任何的PGS介绍的文本里面，都会强调PGS是自下而上的。
这个和有机农业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的，法国的自然与进步是最早的社团，他说是以人为尺度，以社区团体为组织形成的多样化农耕，这些团体形成基于团结关系的网络。PGS的核心还是社群营造和社团凝聚力的构建，如果一个PGS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伞状的架构，在地方没有动力产生的话，就是在北京往地方上面派检察员，或者临时选择一些在地的拜访团看一下的话，其实是不会有效的。特别是自上而下的PGS架构，是没有办法，包括那些最小的小农，必须有在地的社群在那边了解当地的状况，去寻找他们，服务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细节的工作，而且特别是需要社团相互之间的纽带和帮扶的关系。右面的画，是消费者在帮一个农民在扶他的作物。
PGS怕什么?有几种，一种是自我宣称式的、挂牌式的，什么技术都没有，因为PGS时髦就说自己是PGS。另外是拔苗助长，自上而下的，连社团活动都没有的时候就说是PGS了。另外是企业劫持，PGS本身就是社团属性的，不可能是企业PGS，企业PGS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词，企业和PGS本身就不是兼容的。所以本质的这种共同特点就是缺少地方组织，缺少地方的制度和密切的互动，缺少在地的主体性。
这是一个案例，成都的企业也在做PGS，这是成都的高档厂商里面，他们说做的是CSA加，不知道他们加的是什么?就是预付款服务，就使用了PGS的概念，还声称在程度某个县的那些农民可以给他们来付钱，就可以给你包地，给你农耕的指导，其实这个农场在当地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还声称自己已经建立了PGS的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企业有机认证体系。我就很奇怪，一个企业既是一个运动员，怎么又可以是裁判呢?而且你没有在地的广泛的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的话，本身这个机构的动力的来源是源源不断的，另外利益是多方的，是多向的，所以是不可能有单方来操纵的，但你一个企业来设计的PGS，怎么可能是一个PGS呢。他讲的是大众参与，他也讲了他是一个参与式的认证体系，首先企业就不可能做自我认证。这家企业其实是获得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农村城市化地产项目的企业，也是要发展附近的房地产。
这种事情正在发生，鲜活的生活正在被抹去，我们把它变成了营销的语言和形象。这种现象各地都在发生，比如说我住的城市厦门，渔民被赶走，政府想把一个地方重新被开发，然后墙上画着渔民的形象。有一个词叫做降维打击，在一本小说里看到的，叫《三体》，地球到最后本来是三维的世界，到后来二维了，扁平化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象，因为资本对于我们社会运动的兴趣，所以真实的生活坍塌成营销的修辞，思想沦为广告的噱头。这本书第一句是这样的，来自于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威廉。人们斗争继而败下阵来，可他们为之斗争的东西却还是降临了，尽管他们失败了。然后他们发现，这东西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东西，然后，其他人不得不以另外种名义来为他们所说的东西而斗争。这就是我们说的新的概念，我们不停的得寻找新的概念，重新来说我们想说的东西。有机农业很多程度上被资本劫持了，然后我们做CSA，然后又被资本劫持了。然后我们做PGS，又被资本劫持了。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留主PGS的那个社群维度。
张兰英：其实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刚刚其实蒋亦凡通过他走的很多地方，这个团队，给我们在中国开展PGS有一个比较更为宏观的，刚刚是很多个体的。那现在就是香港社区伙伴的陈宁辉，因为他们前段时间刚去拜访了台湾的机构，你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开展的PGS的工作，我们有所比较就所有借鉴，我们来欢迎陈宁辉和大家分享。
陈宁辉：这个是刚刚在10月初的时候去台湾考查的，主题也是跟做农的朋友们怎么建立消费者跟生产者的关系，因为这只是我很短期的考查，所以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状况，觉得不能够代表整个台湾的讨论，只是抛砖引玉。
作为一个背景，社区伙伴一直都很关心，一直推进在大陆的社区农业的事情。我们过去都很希望利用到网络的互动，来促进大家的学习。比如说我们之前搞的一些研讨会，会有些书的出版等等。因为我发现这几年在大陆这边有蛮多关于PGS的讨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看看在其他地方相关的一些经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向机构申请了这个机会旅游一下，顺便也可以学习，也应该是学习的，没有什么旅游的了。
关于背景可以说一下，台湾的有机农耕据我了解应该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候跟环保运动还有很多的关系。其实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尝试，包括生产型的股东俱乐部，还有不同做CSA的形式。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政府也颁布了关于有机管理的法律，是农产品生产验证管理法。那个法律是2009年生效的，生效之后你如果要用有机这个词就必须要通过第三方的认证。所以说就很多之前已经在做这个事情的伙伴，就会面对一个事情。就是以后怎么样对外沟通这个事，如果他想做有机认证的话。因为这个政策的出台就会有不同的策略，有些朋友就会按照这个法规走，包括李园这样的平台，就会建一个自己跟第三方验证相关的系统，也成立相关的公司，变成了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通路，这是台湾的说法。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渠道，比如说像煮妇联盟、合作社，就会避开有机这个词，会建立自己的管理标准，去跟他们合作的农户沟通，其实我们的生产标准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合作。
还有像高雄的一些社团，也会建立自己生产准入的标准，也有要求验证等等。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伙伴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还有他们自己跟农户的关系，跟消费者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管理的系统，跟保障的体系。
我的理解里面，在台湾，其实在社区伙伴一直关心的团队农业的状况，其实PGS这个词其实那么多人在用，而且也不是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今年年初是这样的。但也不是说没有相关的尝试，我自己的了解，可能第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做得比较久的案例，叫做部落E购的销售平台，其实是有台湾原住民学院发起的为原住民部落做的一个生产、管理、行销、客服等等的自主经营平台。他们这个产业的部分，就是说这个脉动的部分，其实做原住民工作里面的其中一块，因为他们还会非常强调的是整个部落的社区发展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社区的组织，社区的教育，有序发展，他们不是从经营出发的，是从教育出发的，后来发现有需要，才会发展相关的工作。后来有议员说在PGS的推动下面有这个管理体系，所以在台湾的一个世界展望会的支持下面，去了菲律宾去看当地的农民组织的NGO是怎么推动PGS的。
所以他们合作的部落是分布在台湾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所有的产品就会运到，通过网络销售运到台北。
如果按照PGS的关键点，我是参考了一个部分，我会看部落E购案例里面的特点。首先在共同的愿景里面，因为是在部落基础里面去做的，所以他们来形成共同的共识，他们非常强调农民的参与，同时契合，就是伙伴们互相的检测和帮助，自主管理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在立愿景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邀请政府部门，邀请非政府的组织，要求消费者的代表去参与。所以这个愿景的建立也不只是他自己本身部落的人。在参与上面有农民参与的，有地方委员会，有中央委员会，会参与到他们的学习跟会议上面。比如说农夫市集。
透明公开，他们油生产的规范，他们很强调契作的安排，就是合作的关系。他们生产是公开的。
然后关于信任，我特别用了英文，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是非常强调生产者的诚信，生产者是可信的。所以他们很强调原住民的传统的生产知识，也是透过原住民组织的去建立关系，还有学习。这是我见到台湾做得比较久的，从2010年开始做到现在。
第二个案例是喜愿的一个品牌。它开始的时候是针对身心受限的伙伴建立一个面包房，去思考台湾的粮食安全的问题，以后不想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从面粉、大豆、杂粮。喜愿发现我们都是在寻找共同的生活的人。他们为了推动这个，在台湾很多的地方去找农民种小麦，就觉得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需要保障的，所以又建立了一个网上的系统，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生产是怎么做的。这就是他们的地图，每个点就是他们生产的农户，然后安进去就会有所谓的履历表，每个人会定期的更新他的农田的状况怎么样。而且这些农户也会公布他相关的联系方法，所以消费者如果愿意去，也可以自己跟他们联系。
在这个部分来说，共同的愿景是这样几个部分，比如说对粮食的需求，大家觉得大家是同一个群体，我们是一起通过CSA来维持我们的生活。然后在论述的过程里面一直跟外面的伙伴有沟通，所以愿景的部分花了很多时间做，做了几年，搞了论坛。然后现在农友也参与到他们管理的基金，也会创造一些机会，他们每年有农庄游的活动，是邀请合作的农户，还有其他的单位，比如说合作社一起去走农户。然后诚信也是强调反思，对第三方系统的公正性，很清晰的论证我们觉得农户是可以被信任的，这部分也非常清楚。学习的部分，他们做的是农事战斗营，一个学习的网络，他们经常会有讨论关于种植的部分。
花莲好市集就不用说了，也是用PGS的说法去说他们做的事情。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他们的组织者跟我分享PGS案例的时候，他说首先他们没有根据IFOAM所有的要求去做。他觉得见面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的。
最新的发展，刚刚在5月份的，应该是IFOAM去了台湾，跟台大的教授搞了工作坊。吸引了新的群体，比如说新的返乡青年，去关注这个事情，有一些新的PGS讨论。之前的十年、五年，其实没有太多的讨论，就有几个平台在用这个概念，这次工作坊之后又有新的伙伴在在讨论。比如说有一个好食机，去研发他们的PGS系统。过程里面非常有趣，他们利用很多网上的讨论，在Facebook上面，他们的农户跟消费者很激烈的在他们的小组里面去讨论，具体的标准要怎么制定等等的。但是能参与进来的，因为他有很多的网络，一些老一点的小农是很难参与的，需要一些新农人才能参与进来。但是他们非常强调网络是一种公共参与，是落实他们觉得自由市场应该是信息公开，不是现在的那种资本主义所说的市场。所以他们也要很清晰的社会目标去推动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初步的观察。其实在台湾因为他们在超出这个跟生态农业相关的推动的时候，已经很多年了。很多伙伴都会面对，其实我怎么样建立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所以他们在操作的时候已经有那个部分在里面，只是说他们没有用PGS的概念。但很可能这个就不是他们要操作的问题。但是在用有PGS概念的平台里面，他们一般都会有非常清晰的理念在支撑。比如说农民的支持，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想象，对粮食主权的思考，对现有农业状况的反思，等等等等，也就是说PGS只是一个词。我们还有一个信任关系的建立，产品保障系统是很多元化的，叫不叫PGS其实也所谓，最重要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在主流的社会里面重新建立，可以推动到我们想希望的有效的方式。这是我初步的一些观察。谢谢各位。
张兰英：非常好，PGS不是从天而降的，前期要有很多扎实的工作，是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台湾的案例给我们展示的确实有很多背后的理念和探索和实践。最后一位也是做了很多常年的实践，饯行着在自然农法的技术支撑下，在合作社的平台下来推动我们农业的发展，在这个内涵里面有什么样的PGS的内涵呢?我们请长春云凤农牧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李云凤。欢迎。
李云凤：我是一个纯农民，中学刚刚毕业，因为家里困难，没念高中。所以说跟大家澄清一下，今天来很多的人叫我李老师，其实不对，我是后来学习的。谈PGS，今天听了一天了，其实我从今年才听说这个PGS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今天在这儿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我们那儿用自然农法，支持我们这么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小体，不敢叫体系，这么一个群体吧。然后让两个周老师看看，看看我跟有机农业还差多远，跟PGS还差多远。
自然农业应该是受到了韩国的赵汉硅老先生的启示，应该是我在我们政府推介的一个科技会上，很高兴能听到赵先生的教诲，说有这种方式能让真正的小农用上一种技术，能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所以这个是最让我感兴趣，因为我家当时是养猪的，找我的人很多，说你家猪特别烦人，很臭。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深入的了解赵先生的自然农业为什么能解决环保问题，因为养殖业一直跟环保是发生冲突的，其实很简单，我就想让我家猪粪怎么能不臭。所以我通过跟赵先生的学习班，我跑到黑龙江看。虽然那些小农没有钱，很简单，我看出了内涵。我解决我们家养猪不臭的问题，不想搞理论。所以我就亲自尝试，我不是一个技术研究者，我是一个技术的应用者，我看你的技术行不行，如果你不能超越结果的理论，我不受它限制，我还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说搞了很多的尝试。
应该说今天向大家学习的，这个PPT也是一个大学生帮我做的。这些年国家说三农问题，很多学者也支持小农，但我们还是越来越难，难在哪儿?就是我们的生产难，真正的大面积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然环境被我们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大规模生产所谓的现代化给破坏了。就是我们看不到一条清澈的河水，我们也吃不到一粒安全的粮食。其实我当时搞农业的时候我就是农民出身，我就想用我自己的双手生产出哪怕就我家能吃上安全的东西。所以说我当时是联合了一个我的合作伙伴也在做。李老师，因为他是大学生，学的畜牧，学兽医，他家开兽药店，从开店之后他不敢吃肉，他觉得他买不到一斤好肉。所以说因为他，我从上他那儿买东西我曾经问，我的猪怎么能不得病?你给我出一种方法，其实我跟他经常探讨。然后他说你要能生产出不用我药的猪，你那猪都对我吃。所以我跟他达成协议，我是农民我想干这个事，你先教我点常识。其实养猪的时候我连公猪母猪都不认识。所以说如果要按照你们这个PGS参与式说，他就是第一个参与我生产的人。他首先先订购了，我给你拿钱，我你猪，我不需要你分钱，能给我吃好猪肉就行。我说那可说定了，如果挣钱，就分钱，没挣到钱，就只供你吃好猪肉。最开始说不用饲料，还的能养出好猪，其实当时我曾经问过，我说李老师不用饲料，玉米也不感觉，玉米上面都是药，猪吃了它有没有影响?他说有。我说我是农民，我有地，能不能我种玉米不用化肥呢，还让玉米长得好，他曾经跟我说，他说不用化肥完全可能长好，你只要养猪你就有肥料。上粪就有猪粪人粪，其实他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厕所里面的粪肥可以让半个县来种地，但没人要，嫌脏。还需要国家花钱去处理。
我养猪的时候跟他探讨，李老师在养殖业当中，他不光研究养殖业，还研究养生。他曾经说过养猪可以有一种方法不得病，我说你不用药还不得病，你教我一种方式。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方法，这个猪生产的猪粪发酵，变成肥料种出来的东西，再给猪吃的情况下，猪不会得病，这就是落叶归根。我回家试了一下，我家的猪粪都放在玉米地里了。其实我跟李老师合作的那年，我总担心我家猪生病，但是这么多年真的就没那么生病了，别说一次不生病，但没有任何的大型疾病。其实我家的猪就是打猪瘟苗，我是农村，我那地方还没有干净。所以我养猪的时候就听李老师的，用猪自己的排泄物的肥料，种植它所吃的粮食，它不会得病。
所以说它提出这个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能不能用在植物上，用这个植物去喂猪，猪粪再上到作物上，能不能有防疫作用。我尝试这种模式十年，我从来没总结过什么叫有机履行，我也没总结这种模式是什么模式。因为这是一次巧合，我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政策上的误解，所以我家有困难的是我找了温老师，他发现了我这种方式值得推广。这样的话温老师才派了大学生陆续到家我那儿帮助我梳理，其实这个PPT和文字都是他们做的，我也不会用现代的这个东西，我连手机都得他帮我调好了，所以说它出毛病我就不会弄了。
这些图片就是我十年来一部分养户的图片，我家文字记载比较少，文字记载特别多。就是这些大学生去了之后，我跟他讲我是到哪里的养户。当时这些养户没有一个是我出去推广的，他们从一次新闻上看见我家这种模式，找到我，谁找我，我就去谁家。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农村有一个老人家，他是种有机蔬菜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也是在我搞养殖的时候他说的，我们的地球很让人担心，这个搞法将来咱们大家都得完蛋。我当时说这怎么会呢，我们又有粮食，科学这么发达，吃的好穿的好，他说都会吃死。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到处都是农药，什么药都没吃过，不可能没吃过农药。所以说真的很怕，我就在外边不敢吃饭，养成习惯。今天说是生态食材，这个信任也有问题，都会包容。如果信任不出现问题，政府推广的还有企业推广的，有机认证，为什么大家不信任呢?其实我觉得说句农民的话，我们探讨什么呢?就是怎么让能消费者信任，消费者现在不都不二了，你怎么说他都不会信你。你去看看，咱们要知道上门检查收拾收拾卫生呢，怎么能让你看见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的农民生产者不要化肥农药，你给他一种方法，不需要化肥农药，还能产出好东西，我觉得这是关键。所以我就成天研究不用药能养猪，不臭，生产东西没有害，就不用费那么多脑筋了。
说得挺简单的，其实我也是哭了很多次。自然农业，我曾经拆过多次房子，本土化的微生物还有益于我们。我们会被企业劫持，有一种方式他劫持不了，农村是潜水滩，不是商业，不是大海洋，航母来了会搁浅的，他不会来干农活的。所以说他雇农民的时候成本很高。我们小农不一样，给自己干活用心。现在是城市人糊弄农民，现在农民糊弄他也很厉害。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农民只要能在我们农民能信任的组织下组织起来，结合起来，商业资本是没法控制我们的。我家我搞这个技术，有两个商业资本曾经用钱来控制我，当时先说跟我合作，签份合同，这个合同很好，他两次修改，他找律师给我做了个大陷阱，后来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那点钱，我把这个猪厂给你，你经营，我走人。他根本经营不了，后来回来跟我商量。你能喂猪呀?这猪你要能好你养，我在旁边再弄个猪圈，这技术在我脑袋里，我再弄一个，你都不会。
所以我们还得从生产技术上，让我们的农民好操作，不要把技术复杂化了。他跟温老师说，他要有一个世界最生物多花样化的地方，有一个有机肥卖给大家。我说不行，外来的生物对我们当地来说是侵略者。我们生产者你的食材就在周边，不要很远运来运去的。你学会这种方法动动手很好的。你都用机械化，然后你们看手机，活就应该是我们干的，所以说勤劳的农民得有活干，不要都是机械化代替。
刚才那些养户找了我之后，认真跟我学习这种养猪方式，还不能清粪，猪的发病率在3%。科学家认为猪的发病率在30%，我认为在3%。我家养了十多年猪，而且不用任何的消毒处理方式，各位随时去我家看，你看我家猪有没有大面积传染死亡，森林里的动物用戒严的，养殖业还得说弄饲料很贵的卖给你，根本就不需要。技术不跟大家说了，我是用技术支撑我的体系，我的消费者就认为我的东西好，你说啥都没用，就OK。想了解的话在技术上我再跟大家解释。谢谢。
张兰英：非常精彩，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脚踏实地的农民，非常非常的出色。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请出另论人周泽江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评论，大家欢迎。
周泽江：评论不好评，我是城里人来评农民。不过我也做过12年的准同民，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分配到地质队，我12年的生活都是在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很长时间，所以我的农业知识、农村经验都是从那12年里学来的，再加上搞有机农业也很多年了，还是有一点。您认识郑斌吧?
李云凤：认识。
周泽江：我感到李云凤是第二个郑斌，我们国家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有很多干部他们怎么上去的我不清楚，像陈永康，今天有介绍他的，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面林彪讲完话就是他讲，他是上海摸老。这些就是干，干完之后还有总结，他的发言有十次掌声，我们其他人不一定有一次的。
今天不能一家一家讲，我就感到比如说李管奇还是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现在还是靠外面的团队去帮他们的。所以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撤出来，只有你撤出来以后还能坚持下去的，那是真的。我参加过很多国际合作项目，外国人的钱来了做下去了，外国人的项目一结束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他们物资也拿到手了，也没了。像她这样的就谁走了都不在乎，你走了更好。我的猪厂给你你也不能养猪。
天乐他们现在正在考虑的是比较大的东西，如何组织网络的事情。因为北京农夫市集，一开始我们知道农夫市集本身不可能是PGS，只是CSA的集合。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我们能不能考虑把CSA发展到PGS的问题了。实际上世界上一开始第一次PGS大会的时候，已经有40种不同类型的PGS了，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不要拘泥于他们的类型，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只要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在那里，你坚持的那些原则性的东西，你的PGS就是人家学习的榜样。
再比如说韩磊的，我感到韩磊的是，因为郑斌这次没来，但是我看到了你们那是社会农业，我们这次会，因为现在有的人，一开始叫社区支持农业，现在是社区互助农业。现在这次会议又变了，社会农业，社会农业是层次比较高一点的，他们理解力比较强一点的用这个词汇我不反对。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是讲社区互助农业、支持农业更容易理解一点，所以我想我们两种称呼并存，没有关系。实际上蒲含就是社会的典范，他们用了城乡互助的模式，他们打进了城区，用社区广场的，跳广场舞的地方都感到是他们的阵地了。所以我感到你这还是很有头脑的事情，所以不能等在那个地方，要主动的出击。我从那次大会看到郑斌讲话才开始了解蒲含，我感到带动人特别重要，任何地方没有领头人，没有总结能力的、管理能力的领导人的话，成功的几率要少很多。所以李云凤你也是很出色的领导人，你会不好意思，但你就是。
我从魏长的PPT里我发现魏长是基督教徒，我已经发现好几个搞有机农业搞得很真的人是基督教徒，我今天又发现了佛教徒，这几个都是做得很真，我也了解他。我也在多种场合里，主、神、菩萨叫你不要说谎，叫你要做诚实的人，你有精神支柱，所以你不说谎，你做真有机。但是我们所有的有机是不是都要靠这个来支撑?我们无神论者太多了，但是我也坚持做有机，做真有机，但是自己不做，我在推这个真有机。凭的是我做人的良心，我想我们的有机农业的同行们，我们主要还是要靠我们的良心，我很赞成你们信主的、信菩萨的人，坚持走你们的路，你们很值得我鉴赏和赞扬。但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要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和做人的原则。我们今年四月份在南宁开了一个会，那个会叫真有机原生态、新常态，这个真有机这三个字就把一些人吓住了，就没来参加。这个很不容易，来的人都是自费的，而且很多人来支持这个会，大家都知道有机的老户，他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我感到我们有很多的从事有机农业的人，是有这样的献身精神的。
魏长那里面也提出了不少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后面的讲话当中也有同样的反映出来了。我待会儿会讲到灵活性的问题。
我们周海燕老师我很敬佩她，因为比如说国际上有一个PGS的报告，这么多年的一个报告。我是请周海燕老师帮我们翻译的，这个翻译工作量挺大的，而且专业性很强，而且在《有机慢》生活杂志上登了八期，希望那个文件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给大家共享，我这里特别要感谢周海燕老师，因为她是没有任何的经费的，她是一个标准的志愿者，她有别的工作的，她现在经常是别的工作不做，来做这个事情。给我们总结了，讲出了难点，也提出了方向，这是需要我们大家讨论的，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以后下面就是一个讨论会。
我跳过去讲，陈宁辉介绍了台湾的经验介绍的很好，台湾的经验当中，PGS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台湾的PGS不是太局限于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规范。我刚才讲的福建这边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以前的报告里面就讲过了，我们PGS、CSA有一个好处，因为标准就是死的，如果你受了污染，你这个土地要重新转换两三年，你的产品马上就不能作为有机的去卖，你的缓冲带差一点就不行，你的记录差两点也不行。那我们的CSA和PGS，我们应该要求自己严一点，但是我们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互相信任而且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监督的这么一个基础上的东西，如果说你的农田受了别人一点污染。你的消费者讲清楚了，你的消费者相信你的解释，相信你没有使用这个东西，消费者说可以，我继续承认你的有机，继续吃你的，继续花更多的价格买你的，这就是跟第三方的认证不同之处，因为标准的东西没有办法，国家要定标准是有死的东西在那儿，太活了不行，但是我们搞PGS，搞CSA就有标准在里面。
李云凤是说出了PGS实践者的心声，因为像李云凤的报告，有人说让她再讲一遍，恐怕这个场合她才能这么讲的，换一个场合她不一定讲得这么好。
最后我来讲一下蒋亦凡的。他们那个报告讲了PGS的基础是地方社群的参与，这是你报告的关键，一点也没错。现在是我们的平台做了主要的工作，但生产者的参与还很不够，社群的参与还很不够。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PGS能不能长久的关键，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感到蒋亦凡跟天乐，你们的团队，包括在这里马上要做第二个孩子妈妈的志娟也在这里，我们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团队，他们在做这个PGS推广和深入的研究。我很欣赏他们的工作。只有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进入了有机3.0时代，有机3.0时代提倡的是创新、发展、透明、公开、包容，还有几个方面。我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包容的问题，刚才蒋亦凡讲到了祥生公司的问题，因为我比较了解的，他的有机我是相信他是真的有机，至于他的PGS，我马上就可以讲你这个不是PGS，当然我现在看了他的宣传的，自己还是讲的CSA。你说他是不是CSA，我说是。因为实际上他是第三方认证的，但现在在很多场合当中第三方认证的产品，在很多地方消费者相信CSA超过相信第三方认证。所以台湾的郑缝喜先生提倡的就是第三方认证加PGS，这也可以，也是一种模式。因为要加强它的可信度的话，那么你让PGS进入你的第三方认证体系，这个主要就是在ICS，就是内部控制体系，主要讲的是小农户集体的认证，因为小农户集体的人正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但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印度，这是大投入，所以我们世界上投入了很多力量研究小农户集体认证的问题，而现在的PGS实际上是小农户集体认证的，解决它的一个诚信和可靠，能够保证质量的很重要的手段。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种PGS的多样性，我们CSA的多样性，和我们整个有机行业的多样性，是体现了我们有机3.0时代的一个包容的内容和精神的。我希望这个包容多一点，批评可以有。
还有一个东西，今天我在有机市集，天乐你刚才批评那个市集了，我感到这个批评，我们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批评，不是用这种办法批评。比如说这个事情里面有一个福建的茶叶，我去了以后跟他说你们那个地方有一家茶叶非常好，他马上就讲他那个不行，他那个有农药。我说我相信他是没有农药的，你为什么说他?他说我们的土地从来没有，我的是原始林子改过来的，他以前打农药的。我说人家已经多少年做下来做的有机，我说你不要否定他，你要跟他合作，或者大家互相表扬，你可以宣传你的优势，我这个土地是原来都没有种过地的，没有用过农药和化肥的，这是你的优势所在。最后我问了他很多东西，原来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3.0时代大家多一点包容，但是我很希望天乐、蒋亦凡、智娟，智娟孩子断奶以后要继续做，很不容易的，是西安的农夫市集的。这些都是在做出他们这么多年的，天乐是我们老乡，蒋亦凡也是老乡，我们很欣赏你们的精神。在座的我参加过那么多的会议，像这样坐在地上的，站在后面的，开到这个时候一个也不走的，没有这样的会，真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事业前途光明，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演讲实录未经作者校对)